在線客服

咨詢熱線

論中國民族民間音樂中存在的多聲部復調因素

作者:未知

  【摘要】中國民族民間音樂是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瑰寶,在歲月的長河中流傳至今,傳承一種自然、樸素的美感。在浩如煙海的民族民間音樂中蘊含著多聲部復調音樂因素,本文運用舉例的方式進行論述,以民族民間音樂中存在的多聲部復調因素為出發點進行探討與研究。
  【關鍵詞】民族民間音樂 復調因素
  【中圖分類號】J61                              【文獻標識碼】A
  中國的民族民間音樂有著悠久的歷史,是廣大勞動人民在日常的勞動中所創造的。它以簡潔的旋律和通俗易懂的歌詞被人們記住。在勞動環境下為勞動者們提供片刻的歡娛,這樣的音樂蘊含了勞動人民的偉大智慧,體現了我國傳統音樂文化的魅力,并對我國的音樂創作影響深遠。
  在我國民歌中存在許多多聲部音樂元素,我們祖先在日常勞動中用各種材質的東西做敲打動作,于是最早帶有節奏性質的音樂就誕生了,并根據材質分類,最終演變為獨立的樂器。由于早期作品的節奏、音響效果的不同誕生了最早的節奏復調音樂,這是最早中國民族民間音樂中所體現的多聲部因素。隨著中國民歌的發展逐漸成熟,漸漸演變為至今特別是南方古村落節日活動及祭祀活動中形成的音樂形式等。在他們演奏的音樂段落中這樣的音樂節奏和主題相互結合,營造出具有復調音樂性質的層次感與音響效果。
  早在西周時期,器樂的發展較為完善,構成了比較完整的音樂演奏狀態,并創立了最早的宮廷音樂體系及音樂機構,出現了七聲音階、十二律等。其中,“六代樂舞”最具代表性,分別是黃帝時期的《云門》、堯時期的《咸池》、舜時期的《大韶》、禹時期的《大夏》、商時期的《大濩》、周時期的《大武》。并有采風制度,收集當時勞動者們傳唱的民歌,通過這種方式,觀風俗,查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族民間音樂作品。到了春秋末期,由孔子重新整理刪訂,最終形成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音樂的形式更加豐富,并用于宮廷演奏、宗教禮儀及祭祀活動中。
  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出現于不同地區的各個少數民族根據其不同的生活習慣,以及對音樂的審美,在勞動過程中自然流露出多種多樣的音樂表現形式,如山歌、合唱曲、勞動號子、曲藝等音樂表現形式。這些音樂形式中具有統一的特點,都存在多聲部因素,并以各種社會活動形式傳承至今,如民歌中的《勞動號子》、民樂合奏《十六板》、古琴曲《普安咒》等。
  在古代中國音樂中所存在帶有復調思維的例子也屢見不鮮,例如民間器樂合奏曲《十六板》便是運用了復調思維的作品之一,雖然這首作品的創作時間已無據可查,但楊蔭瀏先生在《關于<弦索十三套>的說明》中有所提及。他說:“這十三曲……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他至少是18世紀之前的東西。”《十六板》是用兩個鮮明主題所創作的二重復調變奏曲,其中一個主題為“十六板”,另一個主題稱之為“八板”,兩個主題都為古時的樂曲,兩個具有獨特性格的音樂與對比復調的思維相互結合,貫穿于作品始終,且兩個主題長度均相同,各34小結,在曲子中出現了16次。“十六板”是在保留自身結構的基礎上,利用變奏原則不斷發展變化所形成的,而“八板”運用統一的原始形態呈現16次,這兩個主題動靜結合,形成鮮明的對比,最終形成了二重復調變奏曲的基本結構。
  “十六板”的最初形態由一個引子開始,在其第一次陳述始于引子之后標注“正曲起”的地方。“八板”主題在“十六板”引子部分由散拍子2/4拍時進入,第一次陳述比十六板主題的基本結構提前3小結,因為這兩個主題的長度相同,所以,“八板”要比“十六板”提前結束。“八板”的每一次進入都沒有使用任何連接的成分,以首尾相接,相互緊扣的形式進入。所以,每當“八板”出現都是在“十六板”前次進入的最后3小結的結束句上。這兩個主題交替陳述,兩個主題開始與結束的時間錯開,既增強了主題之間的對比,又可以消除變奏之間的中斷感,給聽眾一種連續不斷的聽覺感受。
  明末清初的古琴曲《普安咒》中也存在著復調復調思維,于蘇賢在《中國傳統復調音樂》中對該作品的表現特征與創作手法有著深入詳細的分析。《普安咒》又名《釋談章》,該曲樂譜最早見于1592年,整部作品一共13段,曲子內容豐富,結構龐大,也是一首建立在兩種不同風格主題基礎上的復調變奏曲,其中的一個主題為一成不變的固定低音,這個主題表現了“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的佛教寺院景象,且貫穿全曲,這個固定低音主題只作音樂中低音聲部的一個組成部分,與12段音樂中的低音旋律構成律動的旋律。另一個主題則帶有節奏性和吟誦經文的感覺,且每次出現與后面的旋律連接成完整的旋律,同時與持續低沉的低音聲部構成二聲部對比的結構。因此,兩個固定主題相互交錯出現,這些文字已將《普安咒》闡述的十分清晰。
  我國民間音樂種類繁多,表現形式各有不同,在這些表現形式中,多聲部復調音樂因素均有所體現。其中,侗族、苗族、布依族的民歌由于某些演奏或演唱者的情緒高漲而形成的同一旋律框架下更豐富的支聲復調表現方式,并有各自獨特的音樂風格,在這些民歌中,諸如山歌、勞動號子等,在歌唱中一般采取領唱和伴唱相結合的形式,這樣的形式使歌曲產生一種連續不斷的效果,也體現了我國民族民間音樂中的復調音樂因素,突出的節奏型以及裝飾音與優美的旋律相結合使作品給人一種靜謐空靈的音響感受。
  林工號子是中國民族民間音樂體裁的一種,這種音樂在東北、西北、一些林區流傳廣泛。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拉木頭時所唱的;另一種則是伐木時是所唱的。由于人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勞動環境的不同,又囊括了很多種類,雖然名字不同,但其歌曲的內容以及歌唱方式大同小異。長白山地區的拉木號子可分為大掐子號、嘹號、流送號、蘑菇頭號。甘肅地區則名為抬木號子,閩西林區的號子可分為馱木號、長尾號、扛木號等。每個地區有其各自的特點,音樂的曲調較為豐富,與地方語言相結合,調子上下句互為應答,采用單一樂句不斷反復歌唱的音樂形式,樂句或長或短,可隨時結束。節奏型豐富多樣,一般通過勞動過程決定,例如抬木號,每一拍代表勞動者向前邁的一步,節拍受到約束。有些情況受到勞動距離的影響,距離越近,時間越短,句數相對也較少;遠者與之相反,一般分為一拍,二拍,三拍,四拍等規整的節奏型。不同勞動的銜接,也可能會出現混合拍子。領唱和唱相互交替,出現了多聲部復調音樂的因素,有時領唱的聲部需要兩人進行,從而形成二聲部,三聲部的聽覺效果。多數林工號子調式調性單一,極少數存在轉調。曲式結構大致分為三種形式:第一種自上而下,由上句和下句構成單一樂段,上下兩句稍作變形多次重復;第二種是在上一種的基礎上,加一個緩沖句,這樣做是為了適應勞動需要;第三種是由領句或答句兩種相互呼應構成的,經過多次重復,最終構成簡單的樂段,其中,合唱的部分由領句的曲調加以變化所形成,領唱者會在號子開始時加一個即興發揮的號頭引句,作為一首號子的開始。   東北的《拉鼻子號》是林工號子的一種,這部作品中存在嚴格模仿的復調思維,以卡農模仿的形式所呈現出的G徵七聲清樂的勞動歌曲,是林工們抬木頭時所唱的歌曲,這類的歌曲沒有主要的歌詞,因為這樣的勞動形式通常需要八個人,所以可分為兩個聲部,由四個人領唱,在領唱過程中出現裝飾音等技巧,其余的四個人分為兩個聲部一次做應答,觸景生情,將歌詞即興的寫入曲子,既指揮了勞動的具體動作與方法,又能起到鼓舞士氣提升精神,以及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的效果。其他聲部與領唱間的相互配合,展現了中國民歌中的多聲部復調因素。
  《瓦杠號》也是一首源于東北地區的林工號子,是林區木工們在裝卸運送木材時所唱的歌曲,“瓦杠“一詞顧名思義,是林工們工作時所使用的勞動工具。這部作品是很典型的一人領唱眾人合唱的藝術表現形式,第一小節為作品的引子部分,不斷的變化重復,合唱部分回答領唱的部分,并形成新的主題,最后兩個聲部的樂句最終停在sol音上,構成了相互呼應的效果。兩個聲部采用不同主題并產生了鮮明的對比,且每個聲部間緊密相連,有嚴謹的組織結構,從音程角度分析,音響豐滿,這樣的作品與西方復調音樂音樂作品有著緊密的聯系。
  西方復調音樂有著其悠久的歷史,縝密的邏輯性與理性思維和音程間的關系使作品十分富有邏輯,中國民歌中的復調因素雖然沒有西方復調音樂的縝密邏輯性和規范性,但是是勞動者們在勞動中的點點滴滴中日積月累下來的勞動成果,是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融入中國傳統的民俗風情,在歌曲的風格中與“中國式”的復調因素相結合,是勞動者日常勞動智慧的結晶。
  侗族大歌《嘎老》其漢語譯為“宏大的歌”,是中國侗族民族民間音樂中多聲部合唱音樂的總稱,大歌具有多個種類,按旋律、風格、內容可分為兒童大歌、敘事大歌、鼓樓大歌、戲曲大歌、混聲大歌等。在迎賓活動和重大節日中,在侗族標志性建筑物鼓樓前演唱這種形式稱為“鼓樓大歌”。音樂沒有固定的指揮、曲調、伴奏以及曲譜,具有多聲部復調音樂特征,主要體現為合唱和混唱兩種形式。需要由領唱者開始領唱,然后人們隨著領唱的歌聲合唱,歌曲的內容往往是自然、勞動、友情、愛情等,被列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典型的多聲部音樂的特點,上下聲部朝同一方向進行,合唱聲部為旋律聲部的簡化型,這樣做的目的是突出旋律聲部在歌曲中的地位,使旋律聲部在歌曲中占主導地位,在音程方面形成三度、六度對比,從而使旋律聲部與合唱聲部形成對比。在作品的結尾處,合唱聲部分為兩個部分,形成三聲部合唱的音樂形式,最終變為同度進行,回到旋律聲部。
  在我國民族民間音樂中,除了民間歌曲外還有一種唱腔與伴奏結合的形式,如中國戲曲、曲藝等。戲曲是我國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形式,“戲曲”二字最早見于《水云村稿》中,是南宋時期流行于民間的戲曲,后期發掘的“宋雜劇演員丁都賽雕像磚”,是中國最早記錄戲曲演員的文物。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問世后,首次將戲曲以文學的形式展現在人們眼前。這種藝術形式以器樂為伴奏,伴奏以唱腔的變化開始變化,從聲部的結構中可以發現,在這種藝術形式中存在著多聲部因素,在表現形式上主要有節奏對比、感情烘托等方式。
  《新木蘭辭》是著名的蘇州彈詞之一,唱腔中伴奏聲部的節奏進行非常緊湊,有的地方唱腔停留時間相對較長,并由伴奏聲部演奏出緊湊的節奏型,與唱腔相互呼應,使聲部中節奏對比突出,從而保證了音樂的整體性以及連貫性。唱腔中所帶的長音在保持時,樂器的演奏可以體現出劇中人物的內心活動,具有強烈的舞臺表演效果。
  有些曲藝在表演時,唱過幾個音符就會有一段時間的停頓,由器樂奏出相應的伴奏,伴奏以唱腔為中心襯托并圍繞著唱腔加以變奏裝飾,上下聲部的尾音相互重合,體現出戲曲中的多聲部復調因素。這是中國獨有的藝術表現形式,具有獨特的中國魅力,以詩歌為本質,表演故事加上雜技,舞蹈等表演,在劇場中表現出的綜合藝術形式,其中包含了俳優包裝和文字敘述。在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發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將昆曲提名在內,引起了世界對中國戲曲文化的關注,經歷了十年的發展,粵劇等劇種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轟動世界的消息使得戲曲藝術進一步被世界所關注。
  結論
  民族民間音樂是中國多聲部音樂的根源,其中蘊含著集體意識,聲部間的默契配合使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層次分明,悅耳動聽。在歌唱中自然流露出多聲部因素,這些藝術表現形式在聲部的關系上,音區及節奏都有多樣的變化。這些變化會使聲部間相互重疊,每個聲部進行都有其獨特的意義,在我國民歌的各種形式中,其表現形式有其各自的特點,自然流露出多聲部復調因素的特點,因此,我國民族民間音樂中蘊藏著多聲部復調因素,與西方復調音樂的縝密邏輯性相比更加淳樸自然。
  作者簡介:董偉(1963—),吉林藝術學院教授,研究方向: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復調);劉崢(1995—),吉林藝術學院音樂學院2018級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復調)。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mkstdm.tw/1/view-15058395.htm

?
山西十一选五任三遗漏号码查询